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
　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(de)伟大先行者，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，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：厦门港(xiàméngǎng)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，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(cāngsāng)，集美学村(jíměixuécūn)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
　　从革命理想的实践(shíjiàn)到港口建设的推进(tuījìn)，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(chuánchéng)，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，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(nín)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(héyǐng)。

　　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
　　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孙中山首次到台湾，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，计划在(zài)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，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(xuǎndìng)台湾为这次(zhècì)起义的司令部，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，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(bǐjiào)方便，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
　　孙中山抵台后，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，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，企图借起义军攻占(gōngzhàn)厦门(xiàmén)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，惠州爆发起义，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(nèigé)更迭，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(zhǐhuī)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，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，导致惠州起义失败(shībài)，厦门起义付诸东流，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(zhàndòu)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
　　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，其间，厦门籍商人李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(dàlìzhīchí)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(táiběi)，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(shí)，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，在台北大稻埕(chéng)经营良德茶庄，时任台北茶商公会(gōnghuì)理事长，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，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(guǎncáng)图书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

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

　　指导(zhǐdǎo)密友播撒革命火种

　　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，他(tā)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(nián)11月14日，数千名左臂扎着(zhe)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，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(dàilǐng)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，厦门光复。

　　1914年，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，委派在厦门(xiàmén)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(wèi)福建支部长(bùzhǎng)。1917年，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，急需一个宣传阵地，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，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，使(shǐ)其成为闽南地区(mǐnnándìqū)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，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，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，次年又(yòu)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，当时的秘密活动(mìmìhuódòng)点(diǎn)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，陈炯明叛变，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，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，要求尽快夺取(duóqǔ)厦门。

　　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挚友

　　孙中山曾感慨地说：“华侨是(shì)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，在他所领导(lǐngdǎo)的(de)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，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，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
　　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，也是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(jīdì)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，或(huò)投身革命前线，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，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(shìwèi)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
　　在这些闽南华侨中，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，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(chénchǔnán)等。如今(rújīn)，大陆首座中山(zhōngshān)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，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，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(rén)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，分别(fēnbié)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
　　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，自1892年(nián)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，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，她不仅(bùjǐn)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，更(gèng)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，负责联络、筹款等(děng)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，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(xīnjiāpō)分会首任会长，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(kāngkǎijiěnáng)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，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（1933年2月(yuè)1日第一版局部）

　　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兴学

　　在(zài)跟随(gēnsuí)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，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
　　1909年(nián)，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，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，陈嘉庚剪去发辫，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，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(zhòngyào)里程碑(lǐchéngbēi)。陈嘉庚对(duì)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，他积极捐款捐物，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
　　1911年，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，途经新加坡，陈嘉庚和同盟会会员前往(qiánwǎng)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(jìngrán)乘坐(chéngzuò)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(kècāng)，即(jí)送1万元(wànyuán)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，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，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，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
　　1912年，陈嘉庚从新加坡(xīnjiāpō)回到故乡集美，着手(zhuóshǒu)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，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，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(liǎngcì)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，陈嘉庚拟聘请(qǐng)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(xuéxiào)(xuéxiào)长，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际，林文庆决定(juédìng)发电报给孙中山，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，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；第二次是1923年，时值军阀混战，闽军与粤军在高崎(gāoqí)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，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(shīshēng)安全，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，并由陆海军(lùhǎijūn)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(mǐnyuè)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，“倘有战事，幸勿扰及该校，俾免辍废，则莘莘学子，永享(yǒngxiǎng)和平之利”。

　　1956年，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(zhījì)，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，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，陈嘉庚在(zài)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(dàibiǎo)联合举行的(de)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，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(rújīn)，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，既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，更见证(jiànzhèng)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
　　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蓝图(lántú)

　　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，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(qūwèi)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(cángyǒu)《中山全书》（上下册），其中(qízhōng)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
　　孙中山写道：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(zhī)(zhī)港面，管有相当之腹地，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，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，所有南洋(nányáng)诸岛，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，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，穿入(rù)腹地煤铁矿区，则厦门必(bì)开发而为比现在(xiànzài)更大的海港。吾(wú)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(xīnshì)商埠，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，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
　　这一规划，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(tiáojiàn)的(de)高度认可，更是(gèngshì)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，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，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
　　在《建国方略》中(zhōng)，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规划，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，推翻清廷后(hòu)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(shíyèjìhuà)付诸东流。新中国(zhōngguó)成立后，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，其(qí)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，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，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，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
　　鹭岛多处“中山”印记(yìnjì)

　　从(cóng)中山公园、中山路，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，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(zhèwèi)革命先行者。

　　作为厦门(xiàmén)最早的城市公园(gōngyuán)(chéngshìgōngyuán)，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(nián)，历时4年建设，于1931年开放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，日寇因忌惮(jìdàn)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，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，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，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
　　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，同样以“天下为(wèi)(wèi)公”的精神命名，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，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(bìng)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，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，鼓浪屿图书馆改名(gǎimíng)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(tóngnián)，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(yīyuàn)”，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
　　目前，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(tóngxiàng)，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(dàxué)。